但是，在南京条约谈判时，清军机处出于五口开放后对外国船只需有一规范的考虑，指令交涉代表就非开放地区“不准夷船驶入”问题同英方定议〔30〕。1842年9月1日，清朝代表耆英等向英方提出：“和议既定，永无战争。所有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止可货船来往，未便兵船游弋；其五处之外，沿海各口，及山东、直隶、奉天、天津、台湾诸处，非独兵船不便往来，即货船亦未便贸易。均宜守定疆界，以其永好。”这一建议应该说是完全正当的。未开埠地区，不许外国船只进入，理所当然；开埠地区，即为通商口岸，只准商船而不许兵船进入，同样无可非议。这都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范围内的事，公理昭然，神圣不可侵犯。但侵略成性的英方代表璞鼎查却试图在这当中做点“文章”。9月5日，他发出复照：“英民只准商船在该五口贸易，不准其驶往他处，至君主水师之船，以为管束本民，必常有小等数艘，随时来往各口管押，亦当责令师船，协同地方官员，阻止商船，不至四方观望。”这里璞鼎查以非常含蓄微妙的言词和故作轻描淡写的语气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英国兵船长期驻扎中国通商口岸。为了避免中方的疑虑，璞鼎查一再表示“英国无意留大军于”中国，因为“留兵于他国，未免重费”，而英国政府“以期重费图形减消，则有须小留之兵，中国不必为疑虑，致伤和好”，英国兵船也只留“数只常行往来，以为管理货船”。〔31〕璞鼎查的动听言词对清朝代表起了一些作用，中方对璞氏建议未予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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