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人的工资比美国工人低，因而引起工资下降”，伍廷芳以确实的数字加以批驳，他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排华法案实施前的１８７０年比排华法实施１６年的１８９８年的工资还要高。华工并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与美国劳工竞争，而只是补充了美国的劳动力，对它是有利的。其二，“如不禁止中国移民，四亿华人将会占领美国”。伍廷芳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美国只不过吸引了很少一部分中国人口，而这些中国移民只集中在广东等沿海省份，大多数华人对移民美国并不感兴趣。其三，“华人移民无意加入美籍”。伍廷芳认为这是无稽之谈，阻碍华人入籍的是美国法律而不是华人的态度。其四，“华人生活水平低，对社会购买力几乎无所贡献”。伍论证说，华人有俭朴的习惯，但随着环境的改变，华人就会把更多的收入花在购买上，而事实上，寓美华人的生活水平并不像众所认为的那么低。［⑩］伍廷芳指出，中国移民有伟大的潜力可为美国作出贡献，但是排华法却阻止了这种潜力的发挥。排华法给美国利益造成的最严重的危害是破坏了中美贸易关系。最后，伍廷芳强调中国强烈反对重新制定排华法。在这份５８页的文件中，既反映了中国的立场，也反映了伍廷芳为旅美华侨利益奋争的决心。然而，美国政府却没有因此而改变态度。
在美国国会讨论重新制定排华法的关键时刻，为了迫使美国让步，伍廷芳向清廷建议以“抵制”之策作为中美交涉的手段。１９０２年２月，伍廷芳致清廷外务部电指出：“美议院续议苛例，廷已再三驳诘，相持甚力，如得堂宪向康使声明，此事政府甚为注意。如例太苛，我国商人必请设法抵制。……议绅等闻我政府关心侨民，恐彼此互设禁例，有碍商务。则廷更易措词。”［①①］３月，伍廷芳又致电盛宣怀：“请公明告美领事西访事，谓华侨电禀尊处，如美例太苛，请设法禁美人来华，以为抵制等语。议院闻之，当有忌惮，廷亦易于措手。”［①②］伍廷芳当时的心境是，“目睹华人受其苛待，不为争论，实有所不忍也”。他明知美国政府的决策难以推翻，就以“抵制”之法作为筹码，以提高斗争的胜数。为此，他极力说服朝廷接受抵制之说。他说：“此抵制之例不论大小强弱，本可通行，毅然行之，大国强国亦无可奈何，必不致有失和用兵之事。”［①③］
尽管伍廷芳不遗余力地力争废除排华法，美国国会还是在１９０２年４月通过了“限禁华人来美新例”。伍廷芳于４月２９日通过海约翰再次向总统呼吁，望总统“深明大义”，将条约“再为酌裁”。他一再强调，中国政府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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