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直接动因之一就是由于“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侵凌，已非一日。”（《兴中会章程》）1895年5月2日，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公车上书”也是由于“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而直接引发的。前者开了民主革命的先河，后者揭开维新变法的序幕。而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及其失败后清廷的强颜变法，推行“新政”，也与甲午战争密切相关。就社会变革而言，不论是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康有为倡导的维新变法，还是由清朝统治者实行的“新政”，其共同的目的，都是要解决“中国怎么办”、“中国向哪里去”的问题。这里我们姑且不谈这三种变革的性质和具体内容，只简要说说这三种*势力对待日本的态度异同问题。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其许多领导人物都与日本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日本作为革命运动的“大本营”，许多宣传革命的刊物，包括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都是在日本出版的，连中国同盟会也是在日本成立的。包括孙中山本人在内的许多革命党人，都受到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的帮助。但是革命党人却从来没有把日本的*制度和*模式当做自己学习和仿效的榜样，而且不论是《兴中会章程》、同盟会纲领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是与日本宪法规定的*制度格格不入的。可以这样说，清末中国的三种主要*势力，以革命派人士与日本关系最密，对日本了解最多，而主张仿效日本社会*制度的人最少。他们也正是结束所谓中日关系“黄金十年”的主力军。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再让清朝统治者与日本军国主义的“黄金十年”照样延续下去，中国就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当然，革命党人也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吸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思想和爱国精神，以及从日本学习现代科学和文化知识，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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