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地位相称之权利,以此作为当务之急,决不可延缓一日。”(《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498—503页,1957年日本国际联合协会出版)在这样的“最高国策”指导下,把攫取在中国的权利作为“当务之急”的日本政府,怎么能设想它会真诚帮助中国实行“新政”,而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呢!
深值玩味的是,任达教授不无遗憾地说:“满清覆亡后,中国背弃了它的儒教过去,尤其是那些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妨碍中国现代化及民族生存的顽固和颓废的儒家理念和准则。这种心态使教育部在1912年将儒家经典由学校课程中撤去。此外,在中国试图打破旧风气的期间(1910年及20年代),中国人把好的儒家观念和坏的一并废弃,他们不但与自己的过去疏远,也与建于儒家和本土价值观上的日本‘现代神话’疏远。”于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由于中国人的过错而结束了。而仍然使用“同文”一词的日本,却“对中国加速侵略”,与“日本对中国所表现的友谊”“格格不入”的1915年的日本对华二十一条出笼了。可是文章的作者似乎忘记了:这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是向谁提出的呢?他不是别人,正是所谓中日关系“黄金十年”中,最有力推行“新政”的袁世凯。这个由亡清总理大臣到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正是日本强加给中国二十一条的对象。而强烈反对二十一条的,又正是“背弃了儒教过去”,“将儒家经典由学校课程中撤去”的革命党人中的民主派和广大爱国的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
三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不但使中日关系从此奠定在侵略与被侵略、宰割与被宰割、压迫与屈从的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在中国社会内部引起了剧烈的震动与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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