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政革命与日本(1901～1910)》这篇论文分为《绪言》、《新政学术革命》、《新政制度革命》三个部分。《绪言》就作者“最新著作”的“结构及内容──非日本不可的新政革命”以及“中日关系中充满和谐和合作”的“黄金十年”作了简要的解释，并且对日本侵华论者的“传统印象”提出了异议。在《新政学术革命》这部分，作者列举了辛亥革命以前十余年间，中国留日学生的状况；日本人来华充任教师和顾问；日本著作被译成中文和作为中国新式学堂教科书将现代知识由日本传入中国；“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现代字汇”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在这一部分里作者在强调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回国后在“翻译和编辑课本，传播现代教育理论”以及他们“腐蚀封建教育制度，将新生命注入现代教育”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要强调的是中国学生留日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日本屡次保证、邀请和承诺的结果。日本军方与民间领袖均能信守其对中国留日学生的诺言。”“日本不但为中国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更提供实际改革上的帮助，协助中国建立新教育制度，尤其是师范学堂的日本教师及顾问厥功至伟。”
在任达教授看来，清末“新政”中包括改革教育制度在内的“学术革命”，不但是中日两国“友好亲善”的表现，而且是日本对中国无私帮助的结果。
清末中国有大量的学生留学日本，并且从日本获得和向中国传播近代文化知识，仿效日本改革教育制度，并且也得到日本某些正直人士的帮助，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这些局部的或民间性友好往来的事实，并不足以抵消和掩盖更大更基本的事实，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本为什么要在甲午战争结束三年之后，“帮助”中国派学生留学日本，此事的来由是1898年4月24日日本迫使清政府保证“不将福建省内之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之后，又要求独占福建省的铁路修筑权。日本驻中国公使矢野文雄在向中国提出这个“补充要求”之前，曾向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一个建议：“为了防止因提出新要求而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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