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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中日关系何来 黄金十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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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5: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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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中国对日本的感情，为了表示日本真正关怀中国将来的繁荣与独立，我大胆提议向中国提出以下建议：如果中国决定派遣相当数目的学生到日本，日本愿帮助中国教育他们学习军事及各种实用知识。这会使日本破费一些钱，但毫无疑问将来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日本外交文书》，明治第31卷第1册502页）此后，中日两国的官方和民间文化往来明显增加，而在它侵略中国的《马关条约》体系完成之后，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纷争之中，不失时机地表现出对中国“友好亲善”的姿态，这是符合日本对华政策的整体利益的。任达教授在说到中国学生留学日本问题的时候，盛赞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并称他为“中日研究之父”。然而就是这位实藤惠秀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序言中写道：“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中，日本*以国运，诚惶诚恐地悉力以赴，结果大获胜利。从此，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为之一变，不论在*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轻视中国，并侮辱中国人为“清国奴”(ｃｈａｎｋｏｙｏ)。”并且指出“从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五十年，是中日关系最恶劣的时代。”（《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第11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关于日本人顾问来华问题，有的日本学者指出：“赴华日人顾问是近代日本对华政策的产物。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日人顾问，是清末中国为自强革新，发展生产技术，进行实际业务指导而招聘的日人专家。”但是“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赴华日人的顾问的形式与内容也有了根本的变化。由最初的中方按需要向日本提出聘请，逐渐演变为日本按实行对华政策的需要而强行派遣。最后，赴华日人顾问终于堕落为一支地道的保证日本对华政策实施的‘海外特殊部队’。”他们在执行日本对华政策上“扮演着为帝国的‘亚洲雄飞’效犬马之劳的角色”。以上两种不同的论断，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历史实际呢？只要尊重和正视历史事实，恐怕是不难判断的。
任达教授在论文的第三部分《新政制度革命》中，把清末“新政”称为“制度革命”。而这种“制度革命”，“在各方面都依赖日本”。“制度革命”包括教育改革、废除科举制度，以及在改革中“充满了来自日本榜样的儒家道德观”的确立；以日本军事制度为蓝本、得益于日本军事顾问和培养军官的军事改革；新的警察和监狱制度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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