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末中日关系“黄金十年”论者的另一个重要根据，是1901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宣布实行的“新政”，得到了日本朝野的真诚支持和帮助。清末“新政”，被任达教授赋予“新政革命”的徽号，认为它的意义和作用，不仅大大超越于康有为倡导的戊戌变法，而且也大大超越于孙中山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他说：“我认为中国在1898到1912年间的剧烈知识及制度转变不能完全归功于极端分子康有为或革命分子孙中山之流，而应归功于他们的死对头：革命分子想要推翻而保守官员和士绅大力支持的满清政府。”“义和团之乱后，慈禧太后同意保守改革的继续进行，并受到张之洞、袁世凯、张百熙、赵尔巽、端方、沈家本等知名中央及地方官僚的支持。”据任达教授说：“1901年1月29日清廷下诏变法，实施新政。此项由官方推动的新政改革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此项诏书“无论在其含义或结果上”，堪称“与1868年宣布‘求知识于世界，以振皇基’的著名明治五条誓文相类似”。而作为中日关系“黄金十年”重要内容的清末“新政学术革命”和“新政制度革命”，正是全面受益于日本，全面“依赖日本”，“若日本不肯伸出援手或中国对日本的经验信心不足，中国改革的努力将成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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