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1910)》中，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他的观点与论据。作者不同意“一般人总认为1870到1945年间的七十五年中日关系充满了‘日本在中国境内所做的无可弥补的侵略行为’”，而认为“1898到1907年，这一段时期是中日关系中充满和谐和合作的十年”。理由是从1895到1898年这三年之间，中国与日本已经“化敌为友”，并且成为“黄金十年的前奏”。而清朝政府从1901年开始的“新政”，“有资格称为革命，一项温和的革命”。这种“新政革命”，又正是得到了日本的真诚帮助和合作。因此作者表示“我无法接受日本在十九、二十世纪转换期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说法。即使在日俄战争时，我也不能说日本对中国有侵略企图。太多日本人对中国持有各种矛盾的看法，而且太多日本契约教师和顾问在为中国尽力，我实在不能认定日本对中国有任何企图。”
清末“新政”时期，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往确较以前显著增多，作为中日关系的一个历史片断或一个侧面，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不过这种研究需要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和历史范围之内。清末“新政”是在《辛丑和约》签订之后，清政府沦为“洋人的朝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以“新政”时期的中日国家关系而言，日本与中国已经是压迫与屈服、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离开这个基本的事实，也就离开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任达教授的著作和论文，对中日近代关系史确实提出了一种可以称为“独特”的论断，也是很值得研究和商讨的论断。这里，我不想也没有可能去全面探讨近代七十年的中日关系，只想提出一个问题：从1895到1945年的五十年中间，中日关系中有没有“充满和谐和合作的十年”？从1898到1907年这十年的中日关系是不是堪称为“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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