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把1898年到1907年,或者把1901年到1910年称为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论据是“新政有资格被称为革命，一项温和革命”。这次“由官方推动”和“一群保守派改革者”所倡导的“温和革命”，本来可以把“曾热切的和中国合作，把中国带领入二十世纪，以便在日渐不友善的世界上互相依靠”的日本和中日关系引进到一个美好的理想境界，可是不幸得很，这个美好的理想境界却被“孙中山之流”的革命分子所倡导和发动的革命打碎了。这就是说，阻碍中国进入近代化的，既不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不是封建主义的压迫，而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如果没有“极端分子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没有革命分子发动的辛亥革命，那么推行“新政”的慈禧、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一班“保守派改革者”就会通过“中日合作”，把“中国带领入二十世纪”。然而，无可奈何的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和清末以来的中日关系史，却是另一种样子。照任达教授看来，清末“新政”的失败和中日关系“黄金十年”的终结，只能归咎于辛亥革命和革命以后“中国背弃了它的儒教过去”，这不但破坏了“黄金十年”的中日关系，也破坏了“日本与中国开始使用”的“共同文化”。归根结底，是孙中山领导和发动的辛亥革命把中国引进了历史的歧途。如果这个论点能站得住脚，那么近代中国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史真要改写了。

历史有时候是可以而且应当改写的。不过这种改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和科学地分析历史的客观进程。倘若不是这样，而把改写者的主观意志强加给历史，从而改铸历史，其结果只能走到改写者主观意志的反面。因为客观存在的历史是不容许任意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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