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朝鲜境内爆发了农民起义。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报纸争相传布。日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认为此时正是恢复日本在朝鲜势力之良机，“不可失之交臂”。（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第156页。）当他得知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求援，中国派兵进入朝鲜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内阁会议，决定以保护使馆及侨民的名义乘机出兵朝鲜。6月5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返回朝鲜。陆奥宗光以此为名，派军舰送行，各舰海军陆战队达三、四百名之多。日本陆军随后又分批出动，到6月底止，日本入朝兵力约达一万人左右。这时，农民起义军已向政府停战，朝鲜政府便向中日双方提出了撤兵的请求。清政府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建议中日同时撤兵。但是，日本欲发动战争，以乘机排斥中国在韩势力，独霸朝鲜的决心已定，他们是不甘轻易退出朝鲜的。然而，日本又不能不顾及国际舆论。为了不致在外交上陷入“出师无名”的被动地位，日本提出了所谓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企图“以共管朝鲜之难题，以窘中国”。（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第176页。）

果然，当日本向中国提出“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后，中国“以其包藏野心”，（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第176页。）害怕日本借此控制朝鲜，拒绝了这一提案。当时，李鸿章唯一的希望是借外交谈判来解决中日纷争。他竭力活动于英俄之间，乞求他们出面调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不甘落后，更是采用了军事、*、外交齐头并进政策，“在军事上一切皆欲先发制人”，（（日）陆奥宗光著，龚德柏译：《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即《蹇蹇录》）第7、18、104、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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