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出使同时又是一个升官发财的机会。清政府给予使节的俸禄极为丰厚，而且3年的出使经费，包括他自己的薪俸、 使馆经费以及随使人员的薪金，甚至包括所属领事馆的经费和薪金，在出使前一次性支付。这显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而且在熬过3年之后回到北京， 一般能得到升迁。实际上在任内，很多使节的官衔就在不断发生变化。这样一来，既有人视同洋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也有人以出使为肥缺，极力钻营谋求；更有人超越了上述的利害计较，以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勇敢地走向西方。
清末早期的外交使节成份极为复杂。以公使为例，在1876～1895年所派驻的20位公使（见附表）中既有经由科举正途而上升的翰林知识分子，也有功名虽不高，却拥有丰富的洋务经历和实际才干的举人与生员知识分子。他们肩负着同一使命，却有着不同的心态和动机。
在他们之中，最值得称道的是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人。出使这前，他们已有令人称羡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声望。出使所带来的丰厚物质利益给予他们的刺激并不是很大。相反，对出使的风险则看得明明白白。郭嵩焘就是在许多人的规劝下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慨而赴西方的。光绪二年（1876年）他在保荐何如璋、许景澄、薛福成等人充任使才时说：“窃见廷臣内怀畏难之心而外引以为耻，即能稍知洋务，亦必诟毁洋人，以赴一时趋向，求获免于交涉，保全身名。”（注：举使才片［A］.郭嵩焘奏稿［Z］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