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沅奏报续获延请西洋人传教之刘必约张多明我等折”， “护理江西巡抚印务署布政使李承邺奏报严拿接西洋人赴江西传教之姜保禄折”， “山东巡抚明兴复奏严查延请西洋人至内地传教之李姓逃犯折”， “浙江巡抚福崧复奏严缉接引西洋人潜入内地传教案内各逃犯折”， “直隶总督刘峨奏报拿获勾引西洋人传教之民人安三解京审办折”， “两广总督舒常广东巡抚孙士毅奏报拿获勾引西洋人传教之民人李刚义折” 等文献，如实地记载了这类事例。
在这种情况下，各省的秘密传教活动相当活跃。例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四川总督常明奏报：“川省人心浮动，习染西洋邪教者甚多。奴才到川后，查办改悔者已有三千余户，其抗不悔教者随时拿究治罪。又拿获传教之朱奥斯定即朱荣，童神甫即童鳌，并访获久在内地传教之西洋人徐鉴牧即李多林，均经严审正法，先后奏明在案。近年复力行保甲，稽查周密，” 又抓获了“信从传教，经西洋人冯若望授为铎德名号之袁在德一犯，搜出经卷十四本，铜像十字架两个，念珠二串，教衣一副，教帽一顶。”[37]
道光年间，秘密传教的情况仍很严重。例如，道光四年(1824年)，工部尚书管顺天府事陆以庄奏报：“本年七月十七日，据宛平县齐家司巡检王孝友禀称，赴后桑峪村查点门牌，见村民杨继武、张文浩等家不贴门神，形迹可疑。” “臣等派委候补知县阎锦麟改装易服，密往该村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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