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大教案的史料中，还记载了部分教徒的职业。藉此，我们可以探讨乾隆后期天主教会的社会构成。据被捕教徒的自供，张万钟：帮人赴粤贸易；马西满：舵工；姜保禄：酒米店帮工，后做买卖；陈阿定：卖米糕；马亚成：在多罗馆内佣工；陈阿喜：卖粉食；吴广甜：卖鸡鸭；吴永隆：贩布；谭锦章：佣工；李刚义：做洋漆桌椅生意；刘开寅：船户；刘开逵：船户；顾京琦：监生。

上述教民除顾京琦是监生外，其余皆为小商贩和雇工。有些被捕教民虽然没有明确的职业记载，但供认“不识字”，“留洋神父在家住了一个月，因供养不起，又送走”等等。说明家庭不富裕，没文化。由此可见，乾隆后期信教之人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下层民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礼仪之争发生后，敬孔的士人无法入教。从明朝末年到乾隆后期，中国天主教徒的文化程度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清代前期，西方传教士尽管得到过顺康二帝的青睐，有过传教的“黄金时代”，但他们举行洗礼的任何人都没有明末徐光启那样的名望和学识，也没有像明末王征、孙元化那样的稍逊一点的高徒。清代的入华传教士事实上进行了一种角色分工。一部分人在宫廷里为清帝服务，成为恭顺的西洋远臣；一部分人活动在民间，主要向劳动群众传播宗教。在宫廷里的传教士，主要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博取统治阶级的好感，学术传教；在民间的传教士，则主要以“尊敬天主，吃斋念经，现世可以邀福，来生各有好处”的许诺吸引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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