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同庄的张化陇、张其让、张其汉、张其端、田琦、张万保、王廷秀接奉此教，各在本家持斋念经。三十五年（1770年），李天一因在家拜诵，恐致亵渎，遂令张化陇等各出银钱，在李天一家隙地内，盖草房3间，并赴京向天主堂讨取瞻礼单，购置天主图像、经卷、乐器等物。从此，李天一等9人，每逢瞻礼日期，齐集教堂诵经一日，天黑始散。乾隆朝大教案爆发后，直隶当局抓获了多名中国教徒。据被捕教民郝保禄供认：“自幼随父奉天主教，与威县任文臬、清河县安三均素相识。四十八年九月内令安三赴广东接白、伊二神甫。”[47] 他还供认，西洋人梅神甫于四十九年二月内，由山东武城县来到他家，次年正月赴同县何禄家居住传教。后因直隶搜捕甚严，他与何禄雇车将梅神甫送走。
福建早在乾隆初年就发生过多起教案，惩治甚严，影响甚大。乾隆朝大教案爆发后，福建巡抚雅德自信地声称：“此风久已敛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乾隆曾愤怒地批评他道：教案要犯“蔡伯多禄即福建人，今各处俱未擒获，彼时将何往？足见尔等不力。”乾隆的批评使雅德诚惶诚恐，下令进一步搜查。不久，福建当局抓获了来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方济觉及其容留者，查处了仍在习教的吴永隆等多名中国教徒。这些教徒曾因奉教受过处罚，但不思悔改，仍旧私自奉行，并保存着“破旧经本和不全十字架”。[48]
以上所述不过冰山一角，但足以说明乾隆后期天主教并未在中国绝迹。从通商口岸到畿辅地区，从甘肃陕西到山东山西，从福建沿海到四川盆地，到处都有天主教的活动，而且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特点。
首先，各省教徒赴粤访求西洋神父，延请他们入内地传教的情况极为普遍。这些教徒受家乡教友的重托，或利用赴粤贸易的机会，或专程前往，通过在广州的中国教徒和罗马当家，找到西洋神甫，将他们乔装打扮，沿途护送，引入内地。这说明禁教之后，中国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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