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页《海防档》（甲）一购买船炮。），但他毕竟是为了大英帝国的在华利益，为了使英国在列强对华关系中继续占有支配性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赫德面对的是一批掌握清政府决策权的朝廷大吏。在以恭亲王为首的这批官员中，有许多人能对清政府对外政策的走向产生影响。如果开罪这批大员，必将危及近期英国在华的利益和赫德自己的地位。两相权衡，赫德认为后者更能使英国在与列强在华的竞争中产生作用；只有依靠后者，才能更好地保全和进一步扩大英国经过两次战争取得的在华侵略权益，同时巩固自己在海关的地位；也只有这样，才更加符合英国政府奉行的“在不致损害中国政府权威的情况下逐步要求让与特权”（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商务印书馆1959版，第51页。）的新的对华政策。
19世纪60年代，列强已将它们在全球争夺的矛头转向了远东。英国的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一种“协助中华帝国恢复中国秩序的新政策”（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商务印书馆1959版，第25页。）被应用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英国对华外交之中。这种政策一改过去20年以武力挟制压服清政府的做法，主要代之以“维持中国政府使其不致崩溃”（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商务印书馆1959版，第28页。）的“保全策略”。但是这种“保全”，与其说是保全中国的主权，匆宁说是保全英国在远东已抽得头筹的既得利益。赫德对此政策理解至深。以赫德此时在中国海关的地位，他还尚未对贯彻英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取得决策权。但是，他利用每一个可以涉足的场合来赢得机会。可以说，赫德在阿思本舰队事件中是忠实地执行了上述英国外交政策的。当李泰国强硬地表示“中国之事，非挟制不可”（《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1。）的时候，赫德却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