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指出，蔡元培中西包融思想与五四时期的文化调和论有本质区别。文化调和论是指五四时期一种强调中西文化可以调和的主张。如其代表人物伧父所言：西洋文明固然可以“尽力输入，”但它必须依靠中国固有文明的“统整”：“使其能合于吾国文明之中”，“西洋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国固有文明为线索，一以贯之”（伧文：《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15卷4号。）。蔡元培虽然主张以“我”为主吸收西方文化，强调中西文化可以有机融合，但与文化调和论有实质区别。其一，文化调和论者，认为中西文化不存在程度高低问题，中西文化差异“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13卷第10号。）不存在哪个向哪个学习的问题。而蔡元培则看到了中西文化事实上存在的落差（一为封建主义文化，一为资本主义文化），强调“我国现在正在输入欧化时代。”（《跋吴稚辉〈海外中国大学末议〉》，《蔡元培全集》（一）中华书局版。）我国“此时所处地位，决不能不与世界各国交通，亦决不能不求知于世界。”（《在世界语学会欢迎会上的演说词》，《蔡元培全集》（二）中华书局版。）这些看法表明蔡元培正确地估价了中西文化程度的差异。其二，文化调和论者虽也承认“排斥欧风，侈谈国粹“是和”社会之潮流相违的，”中国应该研究西洋文明，“以彼之长助我之短”，可他们的落脚点在于，胡言中国的固有道理和固有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杜亚泉：《战后文明的调和》，《东方杂志》14卷4号。）蔡元培在比较中西文化中虽大力向西方介绍中国，却决非以中国文化去拯救西方文化，更无丝毫文化自大心态。其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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