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国王、大臣等,将通商自强各事宜,随机开导,或可稍纾彼患,即可藉固吾国”;“电复曾纪泽与法外部坚持前议”(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五),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87页。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 689页。)。
对于总理衙门上述奏折,清廷深表赞同,并于当天向直隶总督李鸿章等沿海、沿边督抚发出上谕,要求有关督抚就总理衙门的主张“商同密为妥办”,并强调:“务当详加揆度,合力图维,庶可弭衅端而安边境”(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五),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90页。)。有关督抚接旨后纷纷奏复“筹议越南事宜”,基本上赞成总理衙门提出的对法斗争方略,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在军事方面,广西巡抚庆裕在广西边境严加设防,“于现扎有勇之处,加派哨队,未扎勇之处,即于防营酌拟驻扎,并明谕刘永福,有警互相接应,内地已豫筹精兵,多办*粮饷,以备不虞,法人有所顾忌得弭衅端”(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五),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94页。)。庆裕同时“饬提督黄桂兰等以严防该国积匪为名,于现在酌留营哨之处加派勇队驻扎,以壮声势。”(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五),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96页。)黄桂兰于翌年1月26日抵越南牧马驻扎, 并与刘永福互相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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