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政府此阶段所采取军事外交并用的斗争方略，当时朝内外重臣对“消弭衅端”是有信心的。如山西巡抚张之洞在1882年6月5日的一个奏折中就认为：“我师在越，然后曾纪泽在法京得以行其说，驻越驻法使臣互相关会操纵，相机为之，法人必可就范。”（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五），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13页。）

　　就在曾纪泽对法交涉态度强硬、军事威慑略显效应之际，出现了来自两方面影响清政府斗争方略进一步实施的消极因素。

　　一是赴保胜布置关外各军的云南布政使唐炯密禀云贵总督岑毓英，提出“我军只宜分布边内要害，暗资刘永福使之拒法”的主张。岑毓英赞同唐炯主张，并将此禀作为奏折附片于1882年10月24日上奏朝廷。唐炯密禀认为：“以滇、粤之军分扎越南各省，渐次进步，似属稳图。然悬军深入，转运艰难，水土恶劣，瘴疠甚盛，在我已非立于不败之地。法人集议，志在全踞北圻，如见我分扎越南各省，举兵相向，退则示弱损威，战则兵连祸结。……即使通力合作，幸而集事，又安能长为越南戍守？……耗三省之力而为越南守土，在彼无丝毫之益，在我有邱山之损。窃谓出境兴师，甚非长算。”据此，唐炯主张：“我军只宜分布边内要害，暗资刘永福以军饷、器械，使之固守以拒法人。”（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五），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29页。）唐炯的主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至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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