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研究方法本身来说，对于如何把握比较的标准、尺度，怎样避免主观随意性而确保比较的客观有效，还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必要的操作规范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或许是受此影响，一些在史学研究方面本来训练有素的学者，也往往将比较对象的历史前提、特定条件撇开不论，孤立地就一些现象比高低论长短，得出貌似有据但实际上不能成立的结论。有的人甚至凭自身的推想，生造出比较对象所没有的近似性、共同性（如说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都主张“开明专制”，都将*民主化作为近代化的第三步云云），颇有将历史人物神话化之嫌。　

在笔者看来，弥补上述薄弱环节，矫正不良学风，对于提高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的水准来说，实属当务之急。　

学术研究史反复证明，任何高水平的成果，都是长期钻研、付出艰苦努力取得的。可是在近代中日比较研究方面，偶尔为之乃普遍现象，持之以恒者如凤毛麟角，真正的专业队伍还没有形成。这正是造成上述欠缺和不足的重要原因。显然，要将近代中日比较研究推向更高的层次，特别需要众多既有扎实的研究功底又精通中日两国文字的有志者全身心投入，进行不懈的努力。　

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但以今日专业分工之细，实难要求涉足中日比较者对于所跨学科都有精深的学养，故相关学科的沟通合作、优势互补至关重要。但迄今为止，尚未看到不同学科在近代中日比较研究中通力合作的实例，各自为战的研究者面对超出本学科范围的问题，往往不能避短藏拙。这种局面不改变，要取得高质量的成果委实难乎其难。　

国内全面展开正规的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的历史还不长，除了上述问题亟待解决之外，研究本身也还大有潜力可挖。从宏观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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