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西学积淀不同所导致的。(注:王克非:《中日近代对西方*哲学思想的摄取——严复与日本启蒙学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9、74-76、81-83、93-97、122-128、145-150页。)
结语
基于以上介绍,笔者认为,近20年来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的成果是丰硕的。众多研究成果,不仅增进了人们对中日近代发展历程的了解,而且还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了新颖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其中,关于中日前近代若干问题的比较,澄清了学界内外广泛存在的认为两国近代之初处于相同起点上的误解,促使人们更加全面、深入地思考造成近代中日间差距的原因;关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明治维新及两国近代人物的比较,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认识和更恰当地评价这些运动与人物;关于两国近代经济、军事、教育的发展及社会变迁的对比,凸显出国家政权对于近代化进程的重大影响(包括正面的与负面的)和社会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有助于人们认清,解决国家政权问题、根本改造旧的社会制度是中日近代化的基本前提;关于两国处理对外*、经济关系的比较,则证明,在非常不利的国际环境下,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同时积极主动走向世界,才最有利于本国的近代化;关于中日吸收西学的比较,也颇能昭示两国在吸收和利用西方近代文明成果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明察妨碍国人形成开放意识和心态的深层因素。
当然,不足与欠缺也是存在的。这在一些研究者对于比较对象的了解程度、资料占有和研究取向上都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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