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与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追随世界潮流，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使日本实现了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根本不具备近代意识，一心维护和巩固个人权势，对国计民生并无远大抱负，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实现。（注：姜铎：《慈禧与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　

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他们在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分别为两国重臣，*地位十分接近，但在中日不同的环境下，大久保接触西方文明的时间、深度以及从事近代化试验的时间、规模，均超过李鸿章。他们都把“开明专制”作为近代化的第一步，都认为近代化活动的核心工作是工业化，但大久保完全以民办为中心，而李虽欢迎民办工业的发展，但未认识到它的关键作用。他们都认识到*民主化是中日两国的发展方向，但都将它置于经济近代化之后，作为近代化的第三步。（注：姚传德：《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的近代化思想比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他们都是中日两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开拓性人物，但李仍是封建官僚，而伊藤主要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李对西学的了解始终非常浅薄，而伊藤的近代头脑和求知识于世界的态度是李所绝难比拟的。李采取片面以军事为中心的产业政策，忽视民用企业的意义，且始终奉行“重官”方针，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而明治政府和伊藤具有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思想。李恪守“中体西用”原则，伊藤则是政府中倡导“欧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在*改革方面既囿于见识，更缺乏胆略，而伊藤却是明治维新后一系列*改革的主要推动者。李与伊藤的上述差异，除了他们自身的阶级属性不同这个原因之外，也是由于他们各自代表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在近代化层次上有根本差异，李的客观*处境也比不上伊藤。（注：刘学照：《论李鸿章和伊藤博文——19世纪中日近代化轨迹的投影》，《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梁启超与福泽谕吉。他们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