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对中日传统伦理观作了对比，认为中国以“孝”为根本，“忠”以“孝”为依托，而在日本，“忠”的观念成为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对“孝”的理解则接近于中国社会所强调的“忠”。（注：高夫、佐文：《中日忠孝观念的差异及其文化源流》，《日本问题研究》1993年第3期。）有学者对中国明朝中叶以后和日本江户前期以后的“实学”思潮进行比较，注意到中国实学是“经世实学”，强调社会变革、学风转变，反对程朱陆王末流而不反孔孟，不过是中国儒学的自我调节，不具备近代学术的许多基本属性，使清末改革思想推迟出现，自身也过早衰亡。日本实学是“开明实学”，它形成了经验合理主义，提倡研究经世济民的学问，认真探求自然科学，大胆摄取西学，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普遍、深刻的影响，且发展速度很快，成为推动日本社会近代化的原动力。（注：李苏平：《中、日、韩实学比较》，《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　

有学者考察了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化，认为“华夷”论是以中国中心论为特征的古代国际秩序论，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形成“夷夏之防”的思想，导致历史上中国知识人没有培养出向国外学习先进技术的习惯，延续到近代，使中国吸收西方文化所遇阻力不小。在日本，“华夷”史观也有过发展，但在近代，攘夷运动失败以后，轻视西方的思想从根本上受到批判与纠正，“开国论”支配了思想界。在中日华夷史观的演变中，中国本来走在前面，魏源的《海国图志》、《圣武记》输入日本，对日本对外观的演变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注：盛邦和：《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有学者对近代以前的中日儒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日本儒学对中国儒学进行了取舍、改造和发展，在文与武、孝与忠、礼义与功利、自我修养与实用、复旧与创新等方面，中日儒学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日本儒学在体系上还与其固有的神道及兵学结合，并发展到与西学融合，虽然在中世纪它一度成为*道德的主导思想，但随着西学的渐入，其地位很快跌落下来，且在民众中没有多少市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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