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都程度不同地发生着社会变迁，一些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关于19世纪后半期的社会环境。有人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优越感导致闭关文化，窒息了中国文化自身的创新和向外国先进文化学习的活力，而日本社会则以积极摄取域外文化为主流，形成开放文化，有利于西学的传播。这样，在面对现代化潮流时，中国社会的阻力大，反应迟缓，日本社会则阻力小，反应敏捷。（注：杨立强：《社会环境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19世纪后半期中日两国比较研究》，《复旦学报》1990年第4期。）有人着重从经济、*状况和社会变革力量等方面对比19世纪后半期中日社会环境的差异。日本的资本主义因素迅速成长，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几乎等于一粟，两国近代化依凭的物质基础相差很远。中国封建顽固势力远较日本强大，中国的封建统治还远没有达到同时期日本封建统治那种分崩离析的程度。中国当时也不存在像日本的下级武士那种代表资本主义向封建统治制度冲击的革新力量。（注：前揭徐泰来文。）　

关于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人的主体活动，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人认为，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即使是最大的天才，也导演不出明治维新的戏来。（注：前揭徐泰来文。）有人则认为，对于社会环境，洋务派是消极迁就多于积极改造，而日本资产阶级和维新志士是积极改造多于消极迁就（注：前揭杨立强文。），不能将当时中国落后于日本的责任一股脑儿推之于客观因素。（注：黄逸峰、姜铎：《洋务运动总论》，《学术月刊》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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