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思想文化和教育

如前所述，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戴季陶、郭沫若等人就特别重视中日两国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差异。近20年来，思想文化依然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课题。同时，随着教育对于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日益凸现，中日近代教育的发展也成为重要话题。　

关于文化传统。郭沫若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太久，光辉太灿烂，往往视欧美为夷狄，对于新文化、科学知识不易接受，这在变革时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而日本传统文化的负担没有中国重，易于学习外来文化，所以走得较快。（注：前揭郭沫若文。）他的观点迄今在学术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日本学者井上清的类似见解，也常为我国学者所征引。（注：他说：“中国在几千年的长时期内，就东方和东方人所知道的范围来说，实际上是文化的源泉和中心，所以中国人当然会以‘中华’自豪，对于近代西洋与其文化，不容易虚心学习。与此相反，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曾吸取朝鲜、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来培养自己的文化，所以在了解外国文化与认识其价值方面，不受中国人那样的历史的限制。”见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7页。）　

近年有论者进一步指出，日本文化是复合型的，神道、儒学、佛教和兰学和而不同，互相补充，既有稳定社会的功能，又能不断吸纳新质而使自己生机勃勃。中国在近代以前基本上是单一文化，主流实为儒学的一脉相承，有强烈的同化异质文化的特征，对不易同化者就会拒斥。它具有较大的稳定社会的功能，但容易趋于保守，且因难于吸纳新质而使自己停顿。（注：前揭罗福惠文。）但也有学者认为，日本文化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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