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近代以前中日儒学有上述不同，所以对两国社会发展的作用也不相同。（注：赵云旗：《中日儒学比较研究》，《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6期。）关于儒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命运，有论者指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日都曾出现过以尊孔、立“国教”为特征的“保教”、“立教”浪潮，同样是以儒教为救国之策，但最终日本获得了成功，而中国却抛掉了发祥于本土的“国教”。其原因在于，日本儒学中反民主反工商的两大负面特征在前近代早已被冲淡，且受到了商人伦理的改造，到了近代又因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福泽谕吉等人的工作，脱胎成“资本主义伦理”。相反，儒学在中国前近代所受批判显然不足，对于近代化的作用只是阻碍而少有促进，加之中国近代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市民阶层力量微弱，民族矛盾尖锐，重振道德规范的企盼被淹没于救亡图存的浪潮之中，遂使儒学改造工作难以顺利进行。（注：盛邦和：《儒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6期。）
关于西学的传入与两国的因应。在中国和日本，西学的传人均始于近代以前，两国的因应之异也从近代以前就明显表现出来。有学者对近代以前西学传入中日的总体状况进行了考察。中国接触欧洲近代文化的开始时间与日本相差无几，但从接触西学的群体来看，中国基本上限于宫廷和官僚，未遍及于一般社会，而在日本则渗透到民间。从对近代欧洲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来看，在中国主要是传教士在宫廷中从事译书，而在日本则是由幕府与诸藩组织日本人翻译西书，同时民间也出版翻译的西书。从吸收西学的内容来看，日本在18世纪兰学兴起后，所学的东西要比中国广泛得多，译书的数量与质量也都优于中国。（注：赵建民：《中日两国的吸收欧洲文化及其“近代化”》，《复旦学报》1990年第2期。）有学者特别注意到，1720年清朝康熙帝开始禁止西方的传教活动，走向闭关之路，而同年德川将军吉宗却下令放宽对与天主教无关的荷兰书籍的进口限制。中日统治者的不同举措，成为后来两国不同命运的分水岭。（注：吕万和：《明治维新与中国》，东京，六兴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版，第258页。）有学者比较了闭关时代中日认识西方的情报系统。日本通过“风说书制度”、“漂流民贸易民见闻”、翻译西书三个途径获取外部世界的情报，吮吸西洋文化。在中国，清政府从未通过来华的西方人了解外部世界，赴南洋贸易的百姓和漂流民所掌握的西方情报，也很难在国内传播，更不能反馈到权力中枢。同时，西学的翻译和传播也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注：田毅鹏：《略论锁国闭关时代中日认识西方的情报系统》，《日本研究》1994年第2期。）有学者考察了近代以前中日研习西语之异。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朝吸收西学、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完全依赖西人作为语言媒介，自身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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