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魂洋才”并没有强调传统不可变易，而是强调东西方思想的融合，具有兼收并蓄的意味。在两种思想的运用上，中国是被迫引进西方文化，日本则是主动积极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洋务运动只局限于引进西方器物层面，明治维新则能兼取西方文化各个层面之长。（注：江秀平：《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指导思想之比较》，《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两者的内涵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即学习西方的内容从物质文化和科技逐步延伸到西方先进*制度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在本国的“体”与“魂”中逐步纳入西方的*学说和制度。（注：苏中立：《“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12期。）另有学者则强调两者旨趣全然不同，因为它们源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它们的内在逻辑也不一样——“魂”与“才”之间是可以自由转化的，但“中体”与“西用”之间却没有调和余地。（注：李廷举：《“和魂洋才”与“中体西用”的比较》，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1页。）两种思想的倡导者和他们的出发点迥然有别，“中体西用”的倡导者大都是洋务官僚及其代理人，他们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和魂洋才”的倡导者则主要是主张改革的进步思想家和维新运动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强调的是制度创新、体制转轨。（注：严清华：《中日近代化之初的两种对外开放观》，《经济评论》（武汉）1995年第2期。）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没有本质差别。“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和魂洋才”在日本取得成功，而“中体西用”在中国却遭到失败，主要应从国家政权、社会经济条件方面找原因。（注：《现代化新论》，第284页；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关于近代启蒙思想。研究者主要围绕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思想展开研讨。有人认为，在尝试进行政权变革的过程中，戊戌维新所包含和宣传的思想内容比明治维新广泛、进步得多。日本维新派“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指导思想，与中国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如出一辙，而戊戌维新人物是以社会进化论及有机论和天赋人权作为对抗封建专制的理论武器。在群众性启蒙工作的广度深度上，戊戌维新也超过了明治维新——当时民办报纸从19种增加到70种，变法失败后维新报刊反而更加勃兴，而明治维新期间的日本没有出现有代表性的近代报纸。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理论的介绍，日本比较迟缓，而在戊戌变法前后的中国却很迅速。（注：前揭吴廷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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