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近代思想启蒙的健将，对各自国家思想界的影响力也能相提并论，但两者在思想上有很大差异。梁在日本接受了福泽的文明开化观，但没有摆脱“中国中心意识”，而福泽在东西文明问题上超越了“耻辱”和“骄矜”的文化心态。两者都重视智德，但福泽是以智慧优先，倡导自然科学和独立精神，而梁在看到科技知识在近代文明中的核心地位的同时，又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儒家道德主义倾向。两者都认识到制度近代化与人的近代化的内在联系，从而把国民的文明素质视为*民主化的关键所在，但福泽是以“文明”作为衡量*体制优劣的惟一标准，而梁在对抗革命运动中对于君主立宪制的追求，却表现了一种偏执的*迷信。（注：高力克：《福泽谕吉与梁启超近代化思想比较》，《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两者在*革新问题上，都主张采行英国式君主立宪制，反对暴力革命，并把制度革新与国民素质改造紧密结合起来，属于保守而非激进的一翼。但福泽批判的对象，不仅是专制的*制度，还包括与之相关的一切人际关系和恶习陋俗，涉及社会组织、阶级结构和经济关系的改造，而梁则主要针对官僚*体制，较少涉及社会结构改革。福泽的*革新主张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而梁的主张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反映出各自的文化传统和所受西方自然科学熏陶的程度不同。福泽明确区分了*和非*领域，使之保持平衡，梁则将*革新作为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注：徐剑梅：《福泽谕吉和梁启超的*革新观比较》，《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严复与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他们都是传播西学的巨擘。有学者从翻译文化史的角度对他们加以比较，阐述了他们对待西方进化论与自由思想的异同。严复与加藤对于进化论在中日的传播分别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都吸收了进化论中的万祖同源、渐进进化、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三个要素，并且都最重视第三个要素。但两者摄取这些理论的目的，因各自的社会环境不同而各异，加藤用以否定天赋人权论，为强权辩解，而严复则是为了服务于中国的“自强保种”。在译介西方自由思想方面，严复与中村正直在中日分别首开其端，并且同样选择了约翰·穆勒的On Liberty作为译介对象。穆勒原著重视个人自由，主张限制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干预。中村在译介中，本着注重个体意识解放和道德的自我修养与更新的观念，从道德的意义上对自由加以发挥，同时强调自由要服从贤政和一般的纲常、法规。严复在译介中则主要从启蒙从而救国的需要出发，不注重个性自由的发展和限制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干预，并从一开始就对自由概念本身加以规定性极强的界说。从两者的译介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村动摇了日本旧的思想规范，给予民众的启蒙是深刻的，而严复的影响远不能与中村相比，其影响世人的主要是自由须有权界说。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当时两国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