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考察了1890年前后至20世纪初年、幕末明治初年至1877年前后的中日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分析了两者的异同。两者都旨在维护民族独立,推进国家的近代化以与列强抗衡;都不同程度地受过早期启蒙思想的影响,并吸收西方近代思想形成自己的启蒙主张;都把批判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宣扬近代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和功利主义,鼓吹近代民主主张,以实现社会和*的变革;最后都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倒向传统,*上转向保守和反动。相异之处在于,在展开时间上有巨大差距;中国启蒙思想家多兼启蒙与*改革二任于一身,而日本启蒙思想家并未与实际*运动发生直接关系;就思想本身来说,前者的西学素养大多不及后者,传统思想成分一般多于后者。(注:崔世广:《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文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166页。)
有学者从哲学、社会历史观、*思想、道德学说等方面,对明治、戊戌启蒙思想加以比较,得出如下看法:两者的哲学思想都包含唯物与唯心因素的对立和分歧,但前者的实效意味较重而后者的思辨色彩较浓,前者的西方近代哲学痕迹较深而后者的传统哲学色彩较浓,前者的总体倾向是唯物主义,而后者除严复外总体倾向于唯心主义。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两者同样具有形而上学倾向,本质上都是唯心史观,但由于各自所面临的现实不同,前者着重提倡文明发展,后者强调变化发展。在*思想上,两者都持有自由平等民主的主张,但因各自的历史条件与任务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协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稳健但趋向保守,而后者重在批判封建专制君权,伸张民主权利。在道德学说方面,前者的主旨在于建构新的资产阶级道德标准,后者重在砸碎封建主义道德枷锁。(注:崔新京:《初论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日本研究》1995年第4期。)有学者对比了中日近代启蒙思想中的“人”范畴,认为前者的内涵是博爱、平等、自由,后者的内涵是文明、独立、幸福;前者来源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后者来源于西方的实证主义;前者是伦理型人学,后者是实证型人学;前者无助于中国近代化,而后者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注:李苏平:《中日近代新学“人”范畴比较》,《日本研究》1991年第4期。)
关于文学的近代转轨。有论者指出,日本文学完成从传统向近现代的转轨,是在1870至1890年间,表现为摒弃以文学作为劝善惩恶工具的观念,而代之以反映人情、世态风俗的写实主义和直抒胸臆、展现个性的浪漫主义,实现了文学作品的“言文一致”,西方近代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大量输入。中国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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