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在国门打开前后都展开了世界史地研究，有学者对此作了比较。明末清初西方传来的世界史地知识在中国长期被绝大多数士大夫排斥，然而传到日本之后却广为流行。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世界史地知识水平反不如明朝末年，而同时期的日本却推出了世界史地集大成的代表性著作，水平明显高于中国。鸦片战争后，两国先进思想家都致力于传播世界地理知识，介绍西方*历史概况，探讨御侮自强之道。但是，中国的研究从50年代后呈退潮趋势，而日本的研究从鸦片战争后到50年代经历了两次高潮。从社会传播角度来看，世界史地著作在日本社会流传和影响的程度都明显地高于中国。（注：田毅鹏：《鸦片战争前后中日两国世界史地研究比较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　

有学者对西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传播状况作了考察。19世纪60年代前后，西学在日本的传播要比在中国及时有效得多。日本引进和仿制西方近代化武器装备的活动从中国鸦片战争失败后便开始了，而中国相似规模的活动一直到太平天国对清廷构成致命威胁时才被迫开始。宣传“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引起广泛共鸣，在中国却难以发挥同样的影响力。西学在日本更为及时而有效的传播，对日本的改革产生了重要作用。（注：王少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后西学在中日传播的比较》，《学术月刊》1990年第5期。）　

洋务派与明治维新派对待本国与外来文化关系的主导思想，是许多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相关著述中，最常见的做法是分别以“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作为两者的标识，考察各自形成的背景、具体内容、内在逻辑与实际运用。有论者指出，两种思想都包括“中”和“西”、“体”和“用”这两对范畴。开始时都以本国的传统思想为“本”、“体”，以西方近代文明为“辅”、“用”，只是“中体西用”更强调中体即纲常名教，更强调*体制不可交易、不可动摇，把中体和西用割裂开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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