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教育的发展。中日的近代教育起始于19世纪60年代前后，但发展速度和水平相差悬殊，这对两国近代化的迟与速影响至深。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期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从基础条件看，两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有科举制和等级身份制之分，前者难以打破，而后者可以通过社会*变革迅速消除。日本的国民教育在德川时代已在酝酿，而中国即使在国门被打开后的20年中，实用性教育仍未启动。中国没有经历过类似日本“兰学”和“洋学”的启蒙，也缺乏日本西南雄藩那种改革力量，加之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使教育发展的动力不足，也使教育近代化的难度比日本大得多。从近代教育推进的过程看，中国新式学校的建立、留学生的派遣、近代学制的推行都晚于日本，且在1905年以前一直不能排除科举制的严重阻碍。在指导思想上，日本着眼于适应近代化需要和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故尤重普及义务教育，兼顾中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做到有序发展，而洋务派从办洋务、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出发，独重英才教育，故在19世纪后半期没有普及义务教育的意识，不能使新式教育自成体系。就两国新式教育与传统的联系而言，虽然都重视传统道德灌输，但中国为此所用时间至少比日本多一倍。在教育行政方面，日本在明治维新中产生了文部省这样的教育领导机构，而中国的中央教育领导机构则迟至1905年以后才设立。（注：参见陈月清《洋务运动时期与明治维新时期教育改革之比较》，《文史哲》1983年第3期；陈静《近代中日教育得失论》，《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商丽洁、田正平《清末教育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教育改革的比较研究》，《教育研究》1997年第7期。）有学者对19世纪后半期的中日留学教育作了比较。论外派留学生人数，日本在甲午战争前是中国的4倍多。论留学科目，中国在甲午战争前仅限于军事船政，而日本1862年首次派出的留学生中就有人学习西方*、经济、法律等，明治时期更是社会科学和应用科学一应俱全。论留学人员的选拔，洋务派的资格规定仍未摆脱身份主义，明治政府则迅速实现了从身份主义向能力主义的过渡。论留学生在外学习的效果，因与本国新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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