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士人与下级武士在两国近代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有学者在考察了两者产生和演化的历史后指出，士人与中国文化一样古老，汉代以后完全臣服于统治阶级，有作为者不多。日本武士产生于8世纪以后，文武兼习，富有才干。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中下级武士因生活困窘，成了旧制度的送葬人和新制度的助产士。就整体而言，中国士人比日本武士多了一些经史学问，但少了一些担当气魄和活力，他们多行诸文字而少有行动，尤其不敢冒险犯难以求取新知、开创新局，这种情形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越发严重。（注：罗福惠：《日中两国的传统文化与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史学月刊》1995年第2期。）有学者则着重于分析士人和下级武士与各自社会*、经济制度的利害关系，以及两者思想观念的歧异。中国的绅权与封建皇权是生死与共、唇亡齿寒的关系，但在日本德川幕府末年，下级武士的物质生活与农民一样悲惨，同时，日本按血缘和世袭制度维持的社会结构的非合理性，也为下级武士对现行制度采取批判性态度提供了结构性条件。所以，中国士绅阶层在整体上对封建制度和秩序的维护远胜于日本武士。从思想观念来看，中国士绅阶层注重纲常伦纪和封建秩序，而日本武士的“军事儒学”以“忠”为核心，忠诚的对象是主子而不是制度，这就给下层武士在幕府、天皇两个统治中心相冲突时选择效忠对象提供了意识形态背景。（注：丁麒刚：《晚清中国士绅为何没能成为推进现代化的民间力量——中国士绅与日本武士之比较》，《江海学刊》1993年第2期。）
关于19世纪中叶中日开放口岸的社会变化。有学者以上海和长崎为考察对象，分析了这两个开放口岸的不同。就民间择业取向而言，上海开放后，商业在成为接纳西方文明的突破口的同时畸形发展，但近代科技知识的引进和传播及新式制造业，在民间未得到相应发展。长崎虽在近代以前就是日本对外通商口岸，但在世袭等级身份制度下，没有发生四民集中流向商业的择业风尚，近代以后的变化主要是在各种职业内部发生，形成新的职业分工，对接纳西方文明和向近代化发展较为有利。就消费风气而言，上海开放后民间争趋奢华，不利于资本积累与工商业发展，而长崎市民却抑制奢侈浪费，提倡节俭生活。就道德状况而言，上海原有的人际交往准则失去道德约束力，投机因素大大增加，不利于商业正常发展，而长崎保持着以社会阶层间的纵向义务关系为基础的个人责任伦理，为日本人同化资本主义文明提供了良好的先期条件。（注：李长莉：《中日民间伦理与近代化之比较——对19世纪中叶上海和长崎社会风尚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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