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注意到，中日资产阶级产生之初，“官商关系”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但差异也很明显：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产阶级受到政府多方扶持而迅速崛起，两者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有高水准的思想认同和行为合作。但在中国，新型官商关系直到20世纪初期才形成。中日在近代经济立法上的迟与速、缺与全以及贯彻法规力度的弱与强，对于两国资产阶级的成长产生了不同影响。中国经济社团在产生和发展的时间上落后于日本30年，且比日本的经济社团带有更多的*因素，更易于受*风波影响，基础不稳固，也难以得到政府支持，这些都限制了中国资产阶级发挥促进早期现代化的功能。（注：《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二章。）
有学者对张謇和涩泽荣一这两位近代中日“士商”的代表加以比较后指出，他们是两国早期工商资产阶级的重要原型和本态，其基本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非常接近，都以儒家伦理为内核、辅之以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道，主张道德与经济合一、“义利两全”。区别在于前者更执著于传统儒家的“仁”的观念，而后者则大力提倡贯彻武士道。他们的思想观念，是不同于近代西方商人精神的近代东亚士商经济伦理观。但中日士商的命运各不相同：日本士商顺利实现了向新型工商企业家的社会转型，而中国士商始终与官场有着夹杂不清的血缘联系，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过程迟迟难以完成。就张謇与涩泽荣一个人来说，实业成就也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中日各自的经济关系和社会条件不可同日而语。（注：马敏：《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士商”》，《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三、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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