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有论者认为，尽管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款更多，但在近代之初，日本遭受西方列强经济扩张冲击的程度实际上大于中国。（注：前揭管宁文。）英美利用日本对付沙俄的政策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具体落实于甲午战争前夕。在此以前，英美并没有因为重点侵华而放松对日本的侵略。西方列强对洋务运动时期的清政府的支持，比起对日本明治政府的支持更多、更全面、更强有力。（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4-10页。）另有论者指出，在中日相继展开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19世纪60年代，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大体相同。（注：《现代化新论》，第108页。）　

关于国际环境对于中日两国的影响，研究者之间也存在意见分歧。有人认为国际环境固然对日本更有利，但归根到底是由日本国内的积极因素所争取得来的。（注：前揭黄逸峰、姜铎文。）有人则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中日近代化成效的差异，主要不应该从外部找原因。（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第10页。）　

有学者联系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比较了双方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水平和看法。战争前夕，清朝当权者误以为日本不敢挑战，列强会站在中国一边，故以主要精力争取列强调停，而将军事准备置于次要地位，战未开已陷于全面被动。相反，日本对于清政府在争端中的反应、对策、当权者的心态却有准确的预料，在沙俄声称干预、英美态度尚不明朗的形势下，能看出它们各自的真实立场和政策变化趋势，因此放胆挑战，取得完全主动的地位。这种局面是由双方对彼此的了解程度、对欧美列强的认知水平、对国际公法和国际均势的熟悉程度不同所造成的。（注：李少军：《论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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