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葛必达接受了哪些太平天国刻书，据知有：《幼学诗》、《太平诏书》、《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父下凡诏书等一部》、《天命诏旨书》、《天条书》、《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太平条规》、《颁行诏书》、《三字经》、《旧遗诏圣书》（第一卷创世传；第二卷出麦西国传，第四卷户口册纪）、《新遗诏圣书》（马太传福音书）、《太平救世歌》、《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共十五部太平天国初期原版刻书。
葛必达并未看重这批重贵礼物和宣传品，尽管他在刻书上留下了自己的墨迹，到上海后他便将这批刻书送给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Alcock,Sir Rutherford)，可是阿礼国又借花献佛转赠给在上海的英国伦敦布道会。往后直到被澳大利亚购藏，这批刻书才算有了一个稳定的家。
太平天国十分重视对内教育对外宣传工作，而编著刻印发行其有自己特色的书籍和告示，便成了紧急之任务。因此从天王洪秀全，在金田起义之初，便雷厉风行地展开了，实践证明：这项刻书刻布告活动，在一定规模运作下，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公元1851年）二月，太平天国诞生。次年四月，太平军与清军激战于广西象州、武宣一带时，殿六检点李寿晖即被授予“正典镌刻”，命其“校对一切印书”（注：《贼情汇纂》卷二，见《太平天国》第三册，第64页。）。既有正职自必有副职，既有主管官员自必有一定的机构和操作人员，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此记载是所见的最早的太平天国刻书情况，迄今所见只有《幼学诗》和《太平天国礼制》两种，其中《幼学诗》，澳大利亚即收藏有一本。
辛开元年九月，洪秀全更明白宣布“今恐通军大小男女兵将未能熟知天父圣旨命令，故特将诏书天父天兄圣旨命令最紧关者，汇编镌刻成书，庶使通军熟读记心，免犯天令，方得天父天兄欢心也”（注：《汇编天命诏旨书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8页。）。这就把刻书的动机目的说得再清楚也不过了。而难能可贵处，盖此时的太平天国正处于军事倥偬并无固定稳定的处所的艰难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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