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虚而无备”，“官吏以闻风即遁为得计，官军以持重狐疑而失机”(胡林翼：《致曾使相》，《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一，抚鄂书牍，第十页。)；许许多多下层群众积极准备或正在奋起抗争。湖北四周，西面有李永和、蓝大顺义军出没于巴山蜀水之间，北面有捻军活跃于中州大地，其中姜台凌、王怀义等部还自豫入鄂，占领光化和老河口，逼近襄阳。西征军如能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依靠群众的支援，联合捻军协同作战，并和李、蓝义军互通声气，纵横驰骋于大江南北，就必定会把湘楚军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受到致命的威胁。曾国荃承认：“江鄂之内地不清，不独两岸之贼将融成一片，而饷源日涸，皖南北各军均有坐困之虞。”(曾国荃：《复胡宫保》，《曾忠襄公全集》书札卷二，第一一页。)可惜的是，西征军计不出此，风驰雨骤般地攻入湖北，又风驰雨骤般地从湖北退走了。李秀成匆匆撤离湖北，犯了战略错误。陈玉成急于回顾安庆，则适中曾国藩之毒计。
第三，西征军本应并能不断歼灭湘楚军有生力量而不为，西征军“合取湖北”，调动了李续宜、彭玉麟、胡林翼、成大吉等部先后回援。西征军应该寻找战机，在运动中不断歼灭其有生力量，这是巩固自己在湖北的阵地，并迫使湘楚军从安庆外围撤退的必要条件。当时在湖北战场上，由于西征军处于战略进攻地位，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加上湘楚军在指挥上的种种失误，所以胡林翼承认：“此次上游用兵，著著不得手，只是为贼所疑，为贼所误耳。”(胡林翼：《复多都护》，《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二，抚鄂书牍，第五页。)胡林翼认为湘楚军在指挥上的失误主要有：一，“过于持重”，只有“尾追”，而无进击，致使“无一战之功，而徒有奔驰之苦”(胡林翼：《复李中丞》，《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一，抚鄂书牍，第九页。)；二，“兵分力单，兼顾为难”，如李续宜“围攻德安，又分驻黄冈、新洲等地”(胡林翼：《陈报自太湖督兵回剿启程期疏》，《胡文忠公遗集》卷四六，奏疏，第四页。)；三，屯兵坚城之下，为所谓“城贼”牵缀，而不能“野战”、“速战”。西征军如能乘敌之隙，集中兵力，打其虚弱，不断歼灭其有生力量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却没有这样做。胡林翼说陈玉成之意“不过欲试窜将劲兵调远，乃直下安庆，以拊围师之背。”(胡林翼：《复曾使相》，《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一，抚鄂书牍，第七页。)李秀成则把成大吉误认为鲍超，“闻鄂兵强，故退。”(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三七五页。)
西征军如能夺取武汉，并在湖北纵横活动，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那么曾国藩的所谓“始终仍守原议”其实是坚持不下去的，他必将被迫撤皖围之兵，回顾腹地之急。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曾说：李秀成率军“至鄂省南境，更进武昌动摇，皖围撤矣。”(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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