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西征军本应并能夺取武汉而不为。早在咸丰六年，胡林翼就曾指出太平军占领武汉对清朝统治的危害。他说：“贼得之足以上窜豫直，摇动畿辅，下屏苏省，负固金陵”，因之“决难听其沦落”(胡林翼：《致保弟枫弟》，《胡文忠公集》家书，第二五页。)。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西征军完全有可能攻克这个长江上游重镇。按照原定计划，南北两路西征军将于咸丰十一年四月会攻武汉。陈玉成统率的北路军于三月占领黄州，逼近武汉。当时北路军约有二、三万人（巴夏礼说二、三万，威尔逊说八万，呤□说五万），驻防在武昌的清军不满三千，加上汉口及其附近地方，总共约有万人。北路军系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而驻防清军则是一些不堪战阵的旗绿兵勇。因此即使在南路军会剿失约的情况下，北路军也完全有可能一举攻占之。南路军于六月占领武昌县，进逼武汉。是时虽然李续宜陆军已经人踞省城，彭玉麟水师开始拦截江西，武汉清军的实力有所加强，但是南路军仍然有夺取之可能。因为，一，南路军号称十万（据胡林翼的说法），在兵力上占压倒优势；二，南路军在南岸州县到处推进，北路军还继续控制北岸黄州、德安等重要据点，李秀成与驻守黄州的赖文光已经互通情报，西征军虽无水师，但可借用江岸民船和湖北划子(胡林翼说：“江岸民船太多，湖北划子又太多，此心殊耿耿也。”（《复杨军门》，《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一，抚鄂书牍，第五页。）)，冲破敌人江面封锁，使“南北通气，打成一片”(胡林翼：《致各大帅及各营》，《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三，抚鄂书牍，第三页。)；三，南路军得到鄂南起义群众的热烈响应，仅吸收新兵即多达三十万人。可惜的是，陈、李既缺乏战略协同，没能如约会攻武汉；又主动放弃了单独夺取武汉的良机。这一则是因为受到英国巴夏礼和金执尔之“劝阻”，担心引起外交纠纷，或遭致英舰的攻击（其实英国并没有在长江上游进行干涉的决心和实力）；一则是由于没有全局观念，心中各有打算，一个只着眼于安庆一城的得失，一个只想着经营富庶的江南地区，因而身在湖北，心却留在安庆或江南。结果功败垂成，受到一场虚惊的曾国藩有鉴于此。声称：“武汉无恙，……事或犹有可为也。”(曾国藩：《复胡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四，第二七页。)

　　第二，西征军本应并能在湖北地区大肆活动而不为。当时的湖北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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