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各封建领主在交通要道设关置卡，却被定性为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举措，怎么到了石达开名下反成了促进工商业的措施呢？这种反复其词的手法实在要不得。至谓用现金购买商品一说立论也十分牵强。在人类发明了货币这种交换手段以后，在任何社会里，除了国家机器用强力征收各种实物而外，在市场上的交易都是用货币作媒介的。我国早已脱离了物物交换的阶段，怎么到了清末的太平天国“用现金购买商品”反而成了开创性的举措？至于李秀成在苏州的某些工商业措施，也仅是一种对客观事实的承认而已。须知苏扬地区在明末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李秀成硬要违背客观规律，企图改变由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新的经济关系现实，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李秀成在苏州无法立足。
从总体上考察太平天国的政策思想恰恰是阻碍工商业发展的。众所周知，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是绝对平均主义和虚幻中的“天国”。如《天朝田亩制度》、《圣库制度》等是明显地要建立传统的宗法小农经济。《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当农作物收成时，由“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太平军早期的告示中说：“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这完全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绝对王权的翻版，哪里有促进近代化的影子？太平天国对待工商业的政策，“是把农业和手工业密切联系在一起，手工业只是作为农闲时的副业而没有独立的地位”(戴逸《中国近代史》第1卷第207页。)。太平天国对城市手工业实行集中管理，设诸匠营和百工衙，由官府进行管理。这种官营手工业，不是为市场生产，而是为官方需要生产，产品实行直接分配，产品不计成本，工人不领工资，只供吃穿。戴逸先生认为，太平天国是企图废除一切私有财产，把整个社会经济改造成为清一色的小农经济，恢复起财产公有的农村公社组织……把应该抛弃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正在成长的新生产关系，要把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强行圈制在几千年来顽固地残留下来的公社制度的框子里。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社会上不能有任何性质的私有财产，不能有分工的发展，也不能有市场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活跃。”(戴逸《中国近代史》第1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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