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共占去了当地十分之八的田地。总的来看，各省各州县土地集中的比重，虽各不相同，但“豪强兼并，一人而兼数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则是普遍现象。(（民国）《桂平县志》卷二十九，第二页，“食货”中。)其结果就是，“田归富户，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光绪）《庐江县志》卷二，第五页。)，阶级矛盾愈来愈尖锐化。
土地高度集中，使绝大多数农民变成受地主直接剥削的佃户，他们所负担的地租，越来越重。清初，苏南地区“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一石二三斗，少者亦八九斗”。(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到了道、咸年间，苏南租额“少者亦得一石出头，而重者竟有一石五斗之额”(陶煦：《陶氏五宴集》“重租论”。)，其中吴江最为突出，虽“下下田”，亦收一石有余之租。有民间诗歌描写道：“催租急于石壕吏，倾瓶倒筐向何藏，坐使农家注空釜，累累看汝堆仓箱。”(（民国）《南浔志》卷二十九，第二二页，“折股怨”。)如此超经济榨取，生产力怎能不遭到破坏。在这样的重租剥削下，农民“虽农具尽而质田器，田器尽而卖黄犊，物用皆尽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后已”。(《周庄镇志》卷四，第二——三页。)如此煎逼追比犹不为足，狡黠的田主，更有责偿其租于佃农之伯叔兄弟，亦有控告佃农“抗租”，买通胥吏，逮捕系狱，以至三冬岁末，为“欠租”而褴褛就逮，身陷囹圄者，“以一县计，奚止数千百人”。(《周庄镇志》卷四，第二——三页。)真是人都说江南好，岂知江南乃地主之天堂，农民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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