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的革新努力与“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和“恪守祖训”的传统心理发生冲突，从而引发革新与守旧的严重斗争。守旧的封建顽固派不仅自己“耻谈洋务”，而且攻击洋务新政是“用夷变夏”，“离经叛道”乃至“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作为这一时期革新势力挂帅人物的李鸿章，其变法主张一直受到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牵制，往往“有倡无和”，甚至“谤议盈庭”。操持朝政的慈禧却在两派之间极尽操纵、驾驶之能事，而使革新者为之寒心。还在1872年李鸿章就致函曾国藩，指出“日本（维新）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后来，他又给友人写信说：“鸿章自治分内应办之事，动多牵制，日不遑给，遏敢驰骛高远？”(《复王壬秋》，《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制，遂致一事无成，良用喟叹”(《复四品卿何子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无怪乎，梁启超在为李鸿章写传时，要一再表示敬其才、惜其识而悲其遇了。

　　革新与守旧的斗争贯穿于清季*的始终，只是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甲午战后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呼唤着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大批在野志士奋起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社会思潮蓬勃高涨。年轻的光绪皇帝也连下诏旨，决行变法，引起朝野守旧顽固势力的恐惧和不满。洋务派在倡办洋务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务实和稳健的性格，具有老成谋国的特点。他们对维新派的活动始则支持和参与，继则持保留和批评的态度；对百日维新中雪片一般的变法上谕也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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