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受命于太平国危难之时，受到如此殊荣，为使太平天国中兴，报答洪秀全“知遇之恩”，便“竭尽效忠”，励精图治，大力推行新政。为此，他很快写出一部《资政新篇》，进呈天王，旨准颁行，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的*纲领。

　　但人不逢时，洪仁玕比起他的前任军师杨秀清任职期间，无论是天时、地利、人和那一方面都难以相比。

　　就天时而言，洪仁玕到天京，正处在太平天国历史转折时期，国势由盛渐衰，步履维艰。对此他发出无限感叹，说：金田起义之后，太平天国“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何至于今而进寸退尺，战胜攻取之威，转大逊于昔时？！”（《李秀成自述》。）在此情况下，天王洪秀全仍旧深居王宫，腐化享乐，不理朝政，不思进取。加之猜忌大臣，任用私人，不听忠言，一味信天，以至弄成“谗佞张扬，明贤偃避”（《洪仁玕选集》，第22页。）的严重混乱的*局面。

　　就“地利”而言，当时太平天国辖区较之前期大大缩小，原来占领的湖北、江西以及安徽等省广大地区大都丧失。虽然洪仁玕到天京后开辟了江浙地区，但仍未能与首都连成一片，而且很快成了李秀成、李世贤的独立王国，形成割据之势。天京在清军重新围困之下，岌岌可危。富礼赐就说：太平天国“中央大权不能超出南京几远”（《太平天国》（六），第956页。）。

　　再说“人和”，当时的*离心倾向和不团结的现象更加严重。特别是军师洪仁玕与当时主持全国军事的李秀成成见日深，矛盾重重。李秀成对洪仁玕的著述“不屑一顾”（据《忠王自传别录》。），对其军令拒不执行，洪仁玕部署的第二次西征因此流产。由此，洪仁玕在1861年不惜向外国人富礼赐倾诉苦衷：他“欲改革各事如何困难，天王如何不听人言，各王如何不尊重其威权”，“欲实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牵制”（《曾文正公奏稿》，卷三。）云云。这反映出洪仁玕当时内心极度苦闷的心情和在太平天国所处的孤立无援的困难处境。其实当时天王洪秀全和拥有很大军权的李秀成在诸王中也毫无威信，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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