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原奏中是这样说的：
“臣等伏查外忧与内患相为倚伏，贼势强，则外国轻视中国，而狎侮之心起；贼势衰，则中国控制外国，而帖服之心坚。自臣等笼络？？［英］、？？［法］以来，目前尚称安静，似可就［暱］而暱［就］我。若不亟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诚恐机会一失，则贼情愈张，而外国之情必因之而肆。”“总之，兵贵神速，不容迟缓，……倘失此不图，贼势既难逆料，即？？［英］、？？［法］之笼络，亦恐无以善其后矣。”
诚然，“中外”一语当时已用来指中国和外国，如“中外商情”“中外交涉事件”等等。但联系上下文，我认为此处的“中外同心”不宜解释为“中国和外国同心”。
首先，奕䜣等人此时并没有消除对外国侵略者的疑虑，而是仍然有所防范。这从上引奏折原文中就可以看出。甚至连“借师助剿”也暗含有折损“夷兵”实力，“消其桀骜之气”的用意。如奕䜣等人在咸丰十年十月十一日（1860年11月23日）的奏折中说：
“臣等以夷情诡谲，币重言甘，难保非包藏别心。……伏思该夷馈送枪炮，言之已非一次，若谓该夷诚心感服，以此自效其输纳之忱，未免为其所愚。……臣等报仇之志，一息尚存，不敢稍懈。如藉夷兵之力驱除逆贼，则我之元气渐复，而彼胜则不免折损，败则亦足消其桀骜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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