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人主管外交事务,作为权重一时的地主阶级*家,尚不至于幼稚到如此可笑的地步。
可见,这里的所谓“中外”必须另作解释,亦即解释为“中央和地方”或“朝廷内外”。而作这种解释的“中外”在当时的官方文书中是不乏其例的。
如匡源等人在咸丰十年七月二十八日(1860年9月13日)的奏折中说:
“叩求皇上,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知木兰之役,决计不行……”
再如同日“上谕”:
“果有此举,亦必明降谕旨,豫行宣示,断未有銮舆所涖,不令天下闻知者,尔中外臣民,当可共谅。”
奕䜣等人的奏折中,也常将“地方”称“外”,“中央”称“内”。如他们在咸丰十年十一月的一份奏折中说:“查各国事件,向由外省督抚奏报”,在另一份奏折中说“内外臣工或有敷陈,集思广益,不厌精详”等等。
曾国藩在同治元年正月的奏折中说“预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李世忠之心迹,中外皆不敢深信”(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六)等等。他所说的“内”、“外”、“中外”,也是指的中央和地方,朝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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