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０３年前后，梁启超３０岁左右，思想相对成熟，创作欲也极其旺盛，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论著，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个性，成为清末中国政界和文坛的一颗璀璨的新星。全面论述这一时期梁启超自立的过程及其文化结构是很困难的，这里仅就梁兴趣较浓的国家学说和经济体制进行简要的历史评说。

一、国家学说

　　梁启超一向视国家学说为*学的核心和*文化的支柱。他的*文化建树虽说是以欧美的资产阶级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为思想指导，但研究最具体而深入的是国家学说。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反映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他在《立宪法议》一文中指出：“抑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按之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①］从这种历史演进的必胜的认识出发，梁启超刻苦研究并大力宣传西方的*学理论和国家制度，１９０３年前后发表的有关的论文不下２０篇。在梁启超的笔下，立宪*反映了人类争自由、求发展的本质，是天赋人权论的具体体现。为构筑自由为体、智慧为用的*文化，他从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

　　首先，国家是公有的。

　　戊戌时期，梁启超已提出了国家公有论，但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１９０３年前后，他结合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在不少文章中反复强调国家的公有性，人民的决定性，并鞭笞“父传子家天下”的反动性。他明确指出：“一国之土地，一国人所公有也。无论何人，不得以私诸一己。”［②］他曾系统研究了国家思想变迁的历史，发表了《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将古代、近代，中国、欧洲在国家问题上观念的演变作了透彻的说明，结论是：古代是家族主义、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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