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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３梁启超的国家学说和经济构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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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7: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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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帝国主义时代，近代是民族主义、国家公有主义时代，国家由私有向公有的转化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从这种思想指导出发，梁启超有力地批判了“私天下”的思想理论体系，抨击清政府的封建独裁。他写的《拟讨专制政体檄》，列举了专制政体的十大罪状，号召人们奋力讨伐。他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拨之历史，着眼现实，旁征博引，历数了“私天下”给中国带来的祸患，指明了“公天下”的历史必然。梁启超把帝王视为“民贼”，认为一部２４史，就是“民贼”之间的争夺史，又是他们保存自己“私天下”的卑劣史。梁启超指出，这些“民贼”为了保守自己的“产业”，“盖其治理之成绩有三：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是也。”［③］如此尖刻的抨击，表明梁启超迫切希望中国变“私有”为公有、变专制为民主。为了保证国家的公有性，梁启超还特意写了《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把政府和人民视作国家的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政府可以更迭，人民可以变迁，而国家的超然的“公有”不能改变。他认为：“天下未有无人民而可称之为国家者，亦未有无政府而可称之为国家者，政府与人民，皆构造国家之要具也。故谓政府为人民所有也不可，谓人民为政府所有也尤不可，盖政府、人民之上，别有所谓人格之国家者，以团之统之。国家握独一最高之主权，而政府、人民绵生息于其下者也。”［④］这里把国家在公有前提之下“人格化”、神圣化，自然是为了说明国家的卓然独立性和公有性。此论一出，“家天下”的国家理论不攻自破，专制独裁亦变为反动，中国封建的国家观念从根本上动摇了。
其次，国家是公理的。
从“公天下”的理论出发，梁启超认为国家应是“公理”的象征，而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具体讲则是国家应是法制的，讲道理的，而不是随意的。体现国家意志的是法，而不是个别“英雄”人物。法是国家的意志，是人与人平等的根本保证。有了这个法，国家就有元气，人民就能争取平等。这个体现国家公理和意志的大法是什么呢？梁启超的回答是：“宪法”。“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宪法者，一国之元气也。”［⑤］梁启超眼中的宪法不仅是左右一国面貌的指挥棒，而且是民权的集中体现。由宪法来代表民意，由民权来制约宪法。如果有了民权左右下的宪法，一可杜绝为争皇权而造成的社会大动乱，改变中国数千年历史所反复出现的“一治一乱”，而达到长治久安；二可消除个人独裁，使民主参政成为现实，“人人皆可为尧舜”；三可充分发挥各级官吏的才华，集思广益，为国献策，充满活力；四可使国家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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