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批评，可谓入木三分。专制政体下的官吏，由于无宪法可依，唯皇帝之命是从，当然如“死物”，毫无生气。但是，有了宪法，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类似的许许多多的问题，确也未必。梁启超关于以宪法为纲达到公理的、法制的国家的设想是美好的、积极的、进步的，但也带有几分书生气。梁启超留给后人的仅是实现公理的国家的愿望。

　　第三，国家是共和的。

　　何为国家？梁启超曰：“有土地、人民立于大地者谓之国。”［⑥］何为政府？“代民以任君治者也。”何为政府之组织原理？“在民约。人非群则不能使内界发达，人非群则不能与外界竞争，故一面为独立自营之个人，一面为通力合作之群体。”［⑦］这种以“民约”为基础所组织的政府就是梁启超所追求的共和制。梁启超认为共和制是当时世界上最美好的政府组织，至少有５大优点：一、养成国民之自觉心，使人自知其权利义务，且重名誉也；二、使人民知人道之可贵，互相尊重其人格也；三、以选举良法，使秀俊之士，能各因其才以得高等之位，而因以奖励公民之竞争心也；四、凡有才能者，不论贫富贵贱，皆得自致通显，参掌政权，以致力于国家也；五、利导人生之善性，使国民知识，可以自由发达，而幸福日增也。梁启超还把共和政体分为两类：一为民主立宪，一为君主立宪。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而君主立宪政体，既保证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顺利实施，又不致造成重大的社会动荡，“故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⑧］至此，梁启超的*文化追求落到了实处，即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

　　但是，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式的共和制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反对通过大革命的方式推翻旧的封建王朝，梦想用不流血的改良方法取得成功；二是通过教育广泛地提高国民素质，待民众达到作共和国民的资格之后，再建立共和制。如此设想未免不符合中国国情。长期的封建专制，使中国缺少民主和法制，政权的更迭基本上都是通过武装斗争来实现的，试图不用武装斗争来解决共和制代替封建制的重大历史转变，是绝对行不通的。中国民众在专制体制的压抑下，素质不高，离标准的共和国民有较大距离，但只能一边争民主，一边去提高，梁启超那种等民众提高了素质之后再争共和的设想是不现实的，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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