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就是《温故》所写的“百日维新”！按照这里所写，戊戌变法的发动者原来是康有为等一批公报私仇和摇头晃脑、呼三吆四的小儿们，他们不顾国情，鼓吹“改革速成论”，实际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在朝廷上谋个一官半职，在那里作乱；慈禧太后等反对康有为的人才是懂得国情的“稳健改革派”，他们中没有什么道德很坏的野心家，有的尽是时刻要“报效国家和民族”的人。作者的这个结论可谓惊人，但并不新鲜，它与100年前那个落井下石的梁鼎芬竟一脉相承。读者不妨将《康有为事实》和《温故》都读一读。
如果百日维新真是如作者所写的那样，那么我们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结论和疑问：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是好事，因为“稳健派”已杀死、赶跑了作乱的“速成派”，“稳健派”又牢牢地掌握中央政权了。这些“稳健派”既懂国情，又时刻想着“报效国家和民族”，那么他们应该能把国家搞好了吧？可是结果呢？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皇族内阁”成立，清政府倒台。又爱国又懂国情的“稳健派”怎么把国家搞成了这个样子呢？或许说这不是“稳健派”的责任，而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搞的，因为他们比康有为更“速成”，“野心”更大，“造乱”更多。张建伟还写有其他几部关于晚清的“历史报告”，在涉及这些问题时不知究竟持什么观点。不过近些年来有一派“告别革命论”者，一直喋喋不休地在批判从谭嗣同到孙中山等“极左分子”呢，说清政府虽然腐败却比谭嗣同、孙中山等好得多。这些“学者”、“作家”竟喜欢腐败且专制的清政府，却讨厌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而出生入死的改革者、革命家、你说怪不怪？
百日维新的真实经过和正面意义，很多教材和专著都写得很充分了。这里我转引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先生谈戊戌变法和义和义和团运动的一段话，以结束此文：戊戌维新和义和团“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的*理想和措施，不管它多么不彻底、不切实际，却是几千年来农民运动从来没有提出过，也不可能提出来的，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尽管戊戌维新由于本身的弱点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快就失败了，然而它却起了启蒙运动的除旧布新的作用，影响深远。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是任何一次农民运动可以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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