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清廷起用袁世凯。10月底，康梁对“联北军倒政府”计划作了调整，加上“逼满服汉，和袁慰革”的内容。调整后的计划仍以利用北军武力，召开国会为前提。康梁自信能通过国会掌握政权，然后废八旗，皇帝改姓，满人赐姓。派人往南方抚慰，“告以国会既揽实权，则满洲不革而自革之义，当能折服；若其不从，则举国人心暂归于平和党，彼无能为力矣。”（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54页。）这一计划中的“和袁”方针包含两层意思，一要注意防止袁世凯“必自专，亦无我等回翔地矣”（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57页。）。二在达到开国会掌权后，“若冢骨（指袁世凯）尚有人心，当与共戡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59页。）“和袁”只是计划的辅助手段。康梁以为国会投票就能决定一切，显得过于幼稚。
梁启超11月6日从日本启程回国组织实施该项宏伟计划。但是，形势很快发生变化，随着袁世凯入京组阁，掌握大权，“联北军倒政府”计划便如昙花一现，彻底破产。11月13日，梁启超从东北匆匆返回日本。梁启超返日不久，又和康有为一起制定了“虚君共和”的行动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康梁派人四处活动。劝说袁世凯接受“虚君共和”主张成为康梁联袁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而袁世凯则想取得统治全国的权力，与康梁的主张根本对立。但他认为可以利用与南方革命派长期敌对的康梁一派的势力来加大自己在南北对峙中的筹码，又可通过曲解康梁“虚君共和”的原意来为己所用，因而与康梁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接触。
1911年11月，袁世凯组织内阁，以梁启超为法律副大臣。梁启超不愿贸然回国，为袁所用，当即回电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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