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旨迅速回国”（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65页。）。袁如此激切地盼望梁启超归国，原因之一是，袁觉得“虚君共和”主张可以为他所用。袁世凯对“虚君共和”的理解与运用，与康梁的本意大相径庭。袁世凯强调“虚”字，把“虚君共和”理解为实现共和后只保存君位名义而已。袁世凯后来对清室的处置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受了康梁“虚君共和”主张的启发。此处有罗瘿公向梁启超的报告为证：“‘虚君共和’名称，长者（指康有为——笔者）创之，成为一种议论，袁辞爵折，竟以此名词入告，已奇矣。近日报中常发现‘虚君共和’字样，谓将来发表为虚君共和，其字面则同，其内容绝非。盖宣布共和后，仍留此虚君号以存旧君名义耳。”事与愿违，罗瘿公概叹，“不意长者费多少心血，供他人涂饰耳目之用，至可叹也。”（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91页。）
蓝公武也积极联系袁世凯。他了解到，袁世凯确实有“仰助于二先生（指康梁——笔者）之意”，“一欲借二先生以收罗人才，挽回舆论，一望二先生联络华侨，整理财政。”袁世凯对康有为，“颇惧南海先生，将来权在其上，故尚踌躇未决。”对梁启超则“深愿其归国，且有副大臣不愿，则以大臣与之之说。”（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79页。）袁世凯还通过李家驹向蓝公武转达联络康梁、赞助经费之意（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80页。）。1911年12月27日，李家驹打算与梁士诒商谈请袁派人到日本与康梁商议大计。蓝公武十分赞同此意。（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86页。）。1911年12月底，梁启超派徐佛苏从日本返国观察形势，以定行正。徐佛苏回到上海时，南北和谈议决由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徐佛苏向梁启超建议“以项城为中枢”建一大党，并要梁预备“北上”（注：《梁启超年谱长编》，597页。）。然而孙中山回国和就任临时大总统，使局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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