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号消息栏“密使之近状”）向本省发送的报告文书有如下记述：“刘向孙表示，若刺杀梁启超，计所立之功，刘以招抚之名（对于有前咎者招抚养之意）保举推荐之、必获得大权、然后相约作乱。以为孙有其党数十万，不易给养，故向刘索饷二十万两，以为起事之资。”（注：《外务省记录》，《刘学询庆宽来朝之件》。此史料之复印件从孔祥吉处获得，在此深表谢意。）这里说的是，刘学询请求孙文暗杀梁启超，而作为回报孙提出提供革命资金20万两的要求。暗杀对象限定在梁启超身上，是因为康有为已于数月前离开日本。不仅20万是个天文数字的巨款，而且孙文党羽10万（夸大至极）这个数字也不合乎逻辑，与此同时，也没有任何与此相关的资金运作迹象。
若根据报纸的消息，孙文、暗杀梁与巨款之三点的汇合，从一开始就出自刘学询之口。令人感到震惊的是消息的来源，据报道记载，这是日本警察在审问一位名叫阿菊的妇女时的口供。而且，在消息中还提到日本警察的国家性质，言“按，就刘在日本时的行为，警察署均派出人员密探详报。故朝夕之动静皆洞悉无遗。并将所闻悉载为一册，因过于秽乱，故未传播”。总之，来日以后，刘的一举一动皆在警察监控之中，因此此消息的可靠性极高。然而，有关此机密情报是怎样入手的则只字未谈。
然而，说起消息中出现的阿菊，是刘学询的“宠妓”，而刺梁等等的话，据说是刘与孙于“酒楼”（日文为“待合住吉”，指招妓女游玩的场所。译注。）的密谈内容。场景设定虽然看似天衣无缝，但正因如此出现了重大的破绽。就语言一项来说，二者若用广东香山方言来密谈的话，阿菊显然不能听懂，如果是她捏造的话，那么情节又未免过于细致入微。也就是说，阿菊的供述只能被认为是刘学询意图传播的。而且，提起9月23日，正是刘学询延迟赴京述职、于上海策划事情的时刻。
将《字林沪报》上刊载的“密使之近状”报往日本的是日本领事馆官员，因为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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