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目光重新投向二十世纪初年时，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山河破碎，国势危亟，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处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亡国灭种的威胁，象一个可怕的阴影，时刻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而当时统治着中国的清朝政府，不仅是封建势力的顽固堡垒，并且已变成“洋人的朝廷”。煌煌上谕中公然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人民的爱国行动却一味严厉地镇压。这个反动政府的卖国和腐败，已经表演得淋漓尽致。人们实在忍无可忍，再也无法对它有任何希望了。 

对这样一个反动政府究竟抱什么态度？是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维护它，只乞求它作一些局部的改革？这是一个尖锐的、摆在每个爱国者面前、谁也回避不了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许多爱国者当年曾熬过多少不眠之夜，经历了多么痛苦的思想斗争，才毅然决然作出自己的抉择的。黄兴在1902年和许多留学生一起到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的真理。当时，在留学生的房间里，对革命还是立宪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黄兴在辩论中，气极了，把手里的茶壶也摔了，表示他已经坚决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再读一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林觉民的绝命书。他在信中对妻子说：“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这种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这样高尚的革命情操，几十年后依然能那样强烈地扣动着每个读者的心弦！ 

革命派认定：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任何根本性的改革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推翻这个卖国政府，中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这是现实迫使他们得出的结论。而立宪派却喋喋不休地要人们去向这个反动政府磕头请愿，希望它作一点局部的改革；并且一再站出来拦阻人们走向革命，威胁说：革命就会造成内乱，造成瓜分，是万万干不得的。梁启超甚至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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